吴和平是我们的小学同学，当年班里有十几个新华社子弟，其中八九个是女孩儿，都是伶牙俐齿的学霸。我被安排与他同桌，帮助这个调皮的学生，自此我就开始狐假虎威地对待他。

记忆所及，他从来没急过，只是憨厚地笑。有一天，在社里吃饭碰到我大娘，她说现在在吴和平家帮佣，并领我去了他家。我这才知道他家兄弟五个，家里像遭劫一样乱，我很替我大娘不值。更多了一层监督他的理由。我经常擅自翻他书包，曾经发现有小死螃蟹。（我一直以为他的外号烂罐子就是打这儿来的）。

后来文革开始了，大家各奔东西。70年，我去干校看我爸，碰见他。那时他家小五在中条山摔下来，刚去世不久。可是我完全不记得他曾经和我说过此事，只记得一起去过山里。我自小就是个胖妞，但是插队严重营养不良，那时血压只有50/80，到了干校，久旱逢甘露，又吃到久违的水晶包，缺氧的大脑就只记住了包子，还有他妈妈哭瞎的眼睛。他带我出去玩，塞给我2个包子，我还不要，说君子不吃磋来之食。那时我们都刚18岁。后来我爸爸不让我跟他玩了，说他爱惹事。也难怪，当时人人都一身蚁，都不敢再招惹是非。其实他家是老革命， 要划清界线也应该是他而不是我。

我们心里的和平与名声在外的烂罐子完全挂不上钩，在我们心里，他是宽厚仗义的朋友，不光我，班里每一个女生都很喜欢他。而说实话要得到我们的青睐也不是容易的事。用某人的话说，我们是严重intellectually snobbish（智商歧视）的人， 为人处事有一点儿不周到都入不了我们的眼。而和平却能在40多年后重新见面时轻易地俘获我们的心。去年唐妮在微信上发起新华儿女群，我们终于又联系上了。完全感觉不到中间隔了40多年，就像久别重逢的老友，我们一起谈天说地，约好春节过后在香港见面。他说社里有小孩儿在巴黎开了间餐厅，有几间房，欢迎大家去。我还想等见了面让他组织大伙去旅游。过了春节，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连上微信都少了。我反省自己是不是发了不少偏激的信息让他不高兴了，毕竟他是体制内的人。我设想了种种可能，唯独没有想到他已经身患重病。因为疾病与他的阳光形象太不相容。

自从知道他去世的消息，我的眼泪一直不干。我哭和平，眼前总是出现他在风雪中拉着弟弟在秦城监狱门外等见大哥，我哭吴妈妈，我只知道她带大五个小伙子不易，却不知道她为他们的命运操碎了心，哭瞎了双眼，我还哭他们五兄弟，如今只剩其二，他们做过什么要遭遇如此厄运？

和平，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挚友，一路走好。